[摘要]楚文化最初孕育与形成的时空环境或文化空间，一直是学人和学界探讨和追问的重要学术问题。汉丹之地是汉江文明的滥觞之地。春秋时期的楚国和麇国都是汉江文明的产物。以辽瓦店子遗址为中心的地域是通史地域，是楚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带。麇楚属同一文化圈，早期楚文化有诸多成分源自麇国之地。

[关键词] 楚文化；滥觞之地；麇楚关系

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础构成，是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传承着和演变着的历史文化与传统文化。唯其如此，楚文化最初孕育与形成的时空环境或文化空间，便成为学人和学界一直探讨和追问的重要学术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局限，对楚文化滥觞之地一直未能作出最后判定。

国家南水北调中线蓄水工程设立在春秋时期的楚地，抢救性的考古发掘意外地当然也必然地为楚文化滥觞之地的最后判定带来了机遇与可能。

郧县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起点，正是南水北调的源头，最多时同时有18个考古队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密集的文化遗址、大量的文物出土，逐渐显出这片被尘封着的古老土地的历史文化面貌。

一、汉丹之地：汉江文明滥觞的中心区域

汉江与丹江交汇的汉丹之地，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100万年前的“郧县人”和双树、彭家河等旧石器遗址出土的80万年前石斧，充分证明这里是人类重要发祥地之一。石斧是人类最早的标准化工具，是早期人类心智发育水平的标志，表明人类计划性和认知性的程度。因此这里也是开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区域之一。由于以往欧洲和非洲常有考古石斧出土，而东亚和南亚少有发现，故而在考古学上一直存有东方是砍砸器文化圈、西方是石斧文化圈的两种文化圈之说。双树和彭家河等遗址的多件石斧出土，不仅表明了这里旧石器工业文化的性质和内涵，也表明了这里早期人类进化、发育的良好状态。这为汉江文明发育奠定了坚实的先期基础。

人们对汉江文明的认识，晚于对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认识。然而考古学证明，汉江文明的发育并不晚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甚至还要早于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从地理学上讲，汉江流域秦巴谷地是最适合人类繁衍生息的地域；从考古学上讲，以100万年前的“郧县人”族群为标志的“汉江人”，正是在秦巴谷地一带繁衍生息。在这里多处发现人类最早的标准化工具石斧。这些石斧大多出现在80多万年前，比欧洲和非洲最早的石斧还要早30多万年。

汉江文明是融合了山地文明和平原文明的大河文明。以襄樊至老河口一线为界，上段为山地大河文明形态，下段为平原大河文明形态，大致可以分为陇南、汉中、郧阳、商洛、南阳、荆襄、随枣和云梦等8个文明区。汉江中游的汉江和丹江交汇的汉丹之地正处于郧阳文明区的核心地带，是汉江文明发育的关键区域，是汉江文明滥觞的中心区域。

1、汉丹之地的三大河流 汉丹之地的中心地理范围在郧县、丹江口和淅川三县市构成的等边三角形地带，可以称之为汉丹三角区。虽然名称为汉丹，而实际上包括堵河，是汉江、堵河和丹江三河交汇处。概略地说，郧县与丹江口这一三角边在汉江干流上，是上起堵河口下至丹江口这一河段。堵河的河流文明肇始于盐业，而丹江的文明兴盛于贡道。大宁厂盐场位于神农架西南重庆市巫溪县的宝源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陆盐产地。用以熬盐的盐泉被发现于新石器时期，甚至更早，熬盐的历史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才走向终结。这里熬出的盐是通过附近的大宁河和隔山的堵河运出，堵河因此而成为繁忙的河运河流。大宁厂的盐业成就了堵河文明。丹江是汉江第二大支流，它的早期文明也许是最普通的农耕文明和渔猎文明，但是自夏朝建立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形成，从夏商周一直到汉唐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稳定在洛阳与西安的伊洛至关中地区，丹江不仅是连结中原与湖广的通道，也成为南方各服地和侯国向王朝纳贡的贡道。汉江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堵河文明和丹江文明。这两条河流的文明，虽然是地域面积较小的地域板块文明，但是它们奠定了汉江文明的基础，奠定了汉江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2、汉丹三角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 汉丹三角区的史前和先秦以及汉唐时期的文化面貌，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文物抢救性发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显现出来。

（1）聚落密集 “汉江人”由采集生活方式转变为农耕生活方式后，在汉江沿岸定居下来。从考古发掘情况看，汉丹三角区的定居聚落相当密集，密度之高在全国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在郧县境内，县城周围、安阳口镇、杨溪铺镇、柳陂镇、辽瓦店子和堵河口一带、青曲镇、五峰乡等地，都有相当密集的史前聚落，沿汉江两岸许多地段聚落间的距离仅有两三公里；与郧县相邻的丹江口市的六里坪镇、丁家营镇、习家店镇、凉水河镇、均县镇等地和十堰市张湾区的黄龙镇、堵河口流域以及河南的淅川县丹江流域，都是史前人类高密度居住区域。与密集聚落相对应的，这些区域通常都有密集的墓地群。考古学充分证明，这里不仅是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自人类由母系社会转为父系社会、由采集生活方式转为农耕生活方式以来，人类生生不息繁衍不断的重要定居区域。

（2）文化多元 汉江流域有自身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序列与谱系关系，同时又蕴含着多种文化形态。考古学在不经意中夸大了汉江文化中的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融合的成分，造成了对汉江文化的某种误读。从考古人类学上看，“汉江人”并不晚于“黄河人”和“长江人”，完全应该有“汉江人”自己主体的独立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吸纳、融合了左右两大文化体系的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如若其主体文化并没有发育健全、或者在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面前是弱势，那么它的自身的主体文化将很快被异化掉，今天就很难再看到它自身的文化特征和文化序列与谱系关系。在汉丹三角区，这些多元的文化形态在前期多以黄河文化为主，如仰韶文化、半坡文化、二里头文化、后岗文化、西阴文化、龙山文化等；在后期多以长江文化为主，主要是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需要特别申明的是，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原本就是汉江文化，因为汉江是长江的支流，在长江文化的概念里就理所当然地把汉江文化视为长江文化。从理论上说，由于汉江处于黄河与长江两大河流之间，处于黄河和长江两大文化序列之间，它融合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是必然的，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而实际上，在汉丹三角区至今还没有发现长江干流上的大溪文化。所以，说汉江文化融合了长江文化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汉江文化序列中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自己融合了自己的文化，是一种逻辑错误。这一点有必要提起注意。这些多元的和汉江自身的文化形态，构成了各个时期独特的汉丹三角区文化类型。

（3）年代连续 年代的连续性是这里文化面貌的突出特征。年代的连续性一般有3种情况：一种是持续不断，从旧石器时期最起码自100万年前开始直至新石器时期概略地说是持续不断的，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在粗线条上是连续的，序列是完整的清晰的。另一种是相对连续，如夏商周三代是连续的，两汉、唐宋是连续的等。还有一种是间断式连续，如夏商周某时期间断，到了汉唐又接续上来。这种缺环通常并非是因灾荒或战乱的消亡或迁徙，而是搬移的结果，是聚落的位移和文化中心的位移。汉丹三角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显示着史前时期和夏商周时期黄河文化与以汉江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化在这一地域碰撞、融合和发展的演变轨迹。

3、汉丹三角区的区位优势与地缘文化 汉丹三角区南起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秦巴谷地北至南阳盆地西部边缘的山地与平原的结合部，正处在中国南北两方的中间过渡地带，恰是中国版图的中心区域。这是它连接中国东西南北大文化板块的区位优势，显现出地缘文化的特征。汉江三角区的中国版图中心的地理位置和南北文化通道的文化区位，使它成为汉江文明滥觞的中心区域。从大量的历史文献和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可以看出，夏商周三代时期汉丹三角区是汉江文明发育和形成的重要区域，这里有麇国、缰国和绞国等诸多方国和氏族部落，有可以被看作中国历史上第一封国的尧的儿子丹朱的封地，有楚国的始都丹阳。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张忠培先生认为：“汉丹之地是长江、黄河流域古代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重要通道，是探索研究人类起源、发展以及中华文明形成和楚文化演变等重大课题的关键区域之一，于中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通史之域：任何时期的文化皆有可能肇始于此

辽瓦店子遗址发掘成果表明，自新石器时期以来，辽瓦店子一带一直有人类居住，石家河文化时期开始出现聚落，夏商周时期较为繁盛，两汉时期这种繁盛稍稍向上移动至韩家洲一带，但是一直到明清这里都有人类居住的遗迹，文化没有断层，历史没有缺环，被考古界认定为“地下通史遗址”。武汉大学考古专家陈官涛说：“在同一遗址中有这么完整的文化序列，不仅在湖北省是第一次发现，在世界范围里也是很少见的。”考古界一致认定：辽瓦店子遗址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的遗存，填补了对这一区域文化发展认识上的空白，建立起汉江中上游区域文化发展序列的标尺；第二、保存完整的聚落遗址，为聚落考古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夏时期典型器物组合齐全、特征鲜明，是新发现的夏时期一支区域文化类型；第三、首次在鄂西北地区发现典型的从二里岗下层到殷墟一期的商文化遗存，对于商代的文化、地理等研究都是重要的资料；第四、遗址中清晰的两周时期文化的演变关系将楚文化遗存的整体研究上溯到西周早期，为探讨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1、通史遗址的认定 通史遗址判定的关键在于文化序列和谱系关系的完整。辽瓦店子遗址总面积20万平方米，目前发掘的层面包含了从新石器时期到明清各个时代的文化堆积，有灰坑、房基、环壕、水井和墓葬等等，被考古界评定为夏商周史上仅次于河南殷墟的最重大发现。

在郧县地域，类似辽瓦店子遗址具有相当长时间的连续性、跨越多个时期的遗址还有瞿家湾、大寺、郭家道子和鲤鱼嘴等多处。瞿家湾遗址文化层从后石家河时期开始，到春秋、汉、唐、明、清和民国等时代连续叠压。郧县附近的丹江口小店子遗址，从新石器时期到明清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都有程度不一的发现。还有一些这样长时期持续存在的遗址，由于考古发掘面积所限或聚落移动造成了文化断层的假象。而实际上，这些遗址的聚落移动通常并不远，是从聚落旧址向附近适宜地带如台地搬移。新石器时期是人类由流动的采集生活和生存方式转变为固定的农耕生存方式的关键时期。漫长的流动的采集生活习惯的惯性力，冲击着刚刚形成的脆弱定居的农耕生活习惯，所以，因为氏族间的不和或自然灾害而出现迁徙和转移，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在原始的氏族部落时期，一个部落在某一处生活数年、数代而因故迁移到另外一处，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这为我们今天对他们生存轨迹的追寻与描绘带来了常常是不可突破的困难。我们只能用考古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等方法，进行概略的判定。青龙泉遗址就是这种情况。仰韶文化时期青龙泉聚落在王家堡，屈家岭文化早期向台地搬移，形成梅子园聚落；到了石家河时期以后，这里没了人类活动遗迹，而到了东周又出现了聚落；到了汉唐时期，这里又不见人类活动遗迹，而到了宋代再次出现了村落。这中间的断层，或许就是因为在半径并不很大的区域里移动造成的。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青龙泉遗址也算是通史遗址。

2、通史地域的判定 遗址的文化面貌与自然的、社会的地域环境有关，通常不是孤立的。通史遗址则更不可能是孤立的人类生活聚落和活动地点。根据物种种群的理论，一种物种要长期繁衍下去，必须有足够的种群数量，否则就会在繁衍过程中自行消亡。结合物种种群的理论，在逻辑学上可以断定，任何一个具有时代连续性、时代跨越性的遗址，都不是孤立的，与周边是有着密切联系并融为一体的，其情形如同大沼泽地，沼泽地的某一个水凼永不干涸，是因为它与诸多的水凼连在一起，只是我们不可能将整个的人类活动文化区域全部揭露出来。郧县的许多遗址就类似这种大沼泽地的水凼。放眼郧县史前新旧石器时期以及有史以来各类不同遗址的分布状况，纵观郧县史前新旧石器时期以及有史以来各类不同遗址的文化面貌，完全可以判定郧县地域是人类没有断代、文化没有断层的通史地域。

3、通史地域是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 对一种文化的认定，起码应有5个不可或缺的标准：具有稳定的形态、具有独特的品质、具有深厚的积淀和持久的传承能力、具有一定的认同空间、具有完整的体系。

通史地域的年代连续性，是某种文化产生的必要条件。只有时间上有足够长的连续性，才能保证一种文化的发育和形成，才能保证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因此，从文化学上也可以判定，通史地域年代的连续性和时间的大跨度，使一切文明现象和不同历史时期文明进程的标志性文化都有可能在这种时空里产生，通史地域因此而有可能成为某种文化的滥觞之地。

由于夏商周三代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多方国发育成熟，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同时也成为华夏民族文化的多种构成成分，所以战国时期的国家文化，一直作为现在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和标志性地域文化。史实证明，楚国是汉江文明的产物。从辽瓦店子遗址总体文化面貌上看，除自身的特点之外，夏代受陕东南同时期文化的影响，同时又与中原二里头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商代中期与中原的典型商文化如出一辙；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是以自身特点发展时期，西周中期受周文化的控制，之后直到东周整个文化则进入早期楚文化范畴，成为楚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带。在汉丹三角区的河南淅川县，发现楚墓群28处，楚墓共有2000多座。在郧县和丹江口，楚墓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郧县的乔家院和丹江口的北泰山庙等楚墓，是重要的楚国墓葬，墓地的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文化特征鲜明，代表了楚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域类型。所发掘的大量文化遗址充分表明，春秋战国时期，汉丹三角区实际就是个汉丹楚三角，是楚文化活动的重要舞台。

三、麇楚之人：崇拜凤鸟的习俗源于东夷

东夷崇鸟楚人崇凤，这是史前和夏商周三代时期形成的民间信仰。东夷泛指华夏族以东地域的氏族，地理范围在今天的山东省和江苏北部及河南东部一带，中心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和鲁国地域。在郧县境内出土的文物中，鸟和凤或者介入鸟与凤之间的凤鸟图案与造型非常之多。在氏族和方国时期，郧县属麇国；自麇国被楚国灭亡至秦统一六国，郧县一直属于楚地。从大量的史料和考古情况判断，古郧县之地的崇拜凤鸟的习俗，源于东夷。

1、麇人和楚人的族源 关于麇人和楚人的族源一直存在着多种说法，楚源有华夏说、苗蛮说和东夷说等四五种之多；麇源也有多种说法，其中也有东夷说。麇源和楚源都有东夷说，看来并非偶然。东夷的称谓产生于夏末商初时期，而东夷部族形成于山东史前文明大发展的大汶口文化时期，距今大约6000年。夏王朝建立后，将其周边的部族统统称作夷，后来专指东夷。东夷逐渐强盛，开始向中原地带扩张，特别是在以蚩尤为部落首领时期，多次与华夏族发生战争，最终导致著名的黄帝与炎帝联合抗击蚩尤的涿鹿之战。涿鹿之战，蚩尤部族战败，许多东夷人流落南方。这是东夷部族一次大的流民迁徙浪潮。

关于楚源和麇源的东夷说，由于史前文明的局限和考古文化的局限，没有更多更确切的文献记载和充足的考古材料，长期以来难以在众说纷纭的多说中确定其一说。近年来也有更为直接的麇楚同源同为东夷之说。从学界的总体情况看，东夷说是主流观点。但是不管这些说法的哪一种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麇人和楚人崇拜凤鸟的习俗源于东夷当是没有异议的。

2、东夷是个崇拜鸟的部族 在《禹贡》中东夷被称作鸟夷。史料和文献中有东夷利用青鸟、玄鸟、伯赵和丹鸟等４种不同鸟类的鸣叫时节和迁徙时间来制定历法的记载。青鸟立春开始鸣叫立夏时止；玄鸟即燕子，春分飞来秋分飞去；伯赵即伯劳，夏至开始鸣叫冬至时止；丹鸟即锦鸡，立秋开始鸣叫立冬时止。东夷部族就以这些鸟的鸣叫始终和迁徙时刻确立四季。立春立夏称作启，立秋立冬称作闭；春分秋分称作分，夏至冬至称作至。在文献中还有较为详细的东夷首领少昊以鸟纪官的记载。少昊立国登基时恰逢凤鸟飞临，少昊将“凤鸟氏”作为掌管历法的总负责人，叫做历正，其位列在百官之首。《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鸬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 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在山东的日照、章丘和滕州以及江苏徐州一带有大量的考古鸟图案和鸟形器物出土，山东和苏北许多县市志书中都有东夷崇鸟和少昊“以鸟纪官”的记载。

东夷崇鸟习俗的起源或许并不完全在于此，定然与史前渔猎文化有关。东夷人擅猎，以鸟为食，因而与鸟有不解之缘。《说文解字》将“夷”字解释为“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夷”是狩猎的表意字。

3、郧县地域的崇凤习俗 郧县地域崇凤的习俗可以追溯到夏代甚至更早，到了商周时期逐渐盛行，主要表现在陶器和青铜器的生活器皿和礼器上。在古麇国的中心区域出土的大量文物，都直接地反映出这种崇凤的习俗。

（1）辽瓦店子遗址出土了两把夏代陶盉。盉早在6000多年前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盉是盛水的器皿，由足、腹、流、盖和把等几部分构成，后来更多的时候是作为酒具。最初是陶制，商周时期大多为青铜制。盉有时还作为礼器，商代有妇好盉、春秋有吴夫差盉等。辽瓦店子遗址出土的这两把盉，可以断定是属于本地域初期的陶盉，在形制上与山东大汶口时期的盉有密切联系，可以看出受到大汶口盉的直接影响。这两把盉与后期的陶盉特别是青铜盉相比还较为原始。盉的体积并不大，把则有宽又大。就在这宽大的把上，刻有“鸟首人身”的图案。这不仅表明当时崇鸟已成为风尚，而且达到了人鸟合一的极致。

（2）在古麇国之地的五峰乡乔家院楚墓遗址出土了两把一模一样的战国时期的青铜壶。壶的形制为侈口、束颈、溜肩、鼓腹，肩部有一对对称的兽面铺首衔环，下腹内收，平底高圈足。壶身有5组凹弦纹，除足部为刻划纹外，分5层饰有用绿松石镶嵌的凤鸟图案。凤鸟形态各异，栩栩如生。从制作工序上看，图案是先雕刻出凤鸟凹形，再用金属丝勾出凤鸟图形边际，最后填满绿松石粉打磨而成。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无论是壶的形制、图案的设计、凤鸟的造型、制作的工艺，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绝非一代两代传承所能企及。无疑，它暗示着这里崇拜凤鸟习俗的久远。

无独有偶，在与郧县比邻的丹江口市北泰山庙楚墓遗址，也出土了这样的凤鸟青铜壶，时代也在战国时期，无论从壶的形制到凤鸟图案到制作工艺，与乔家院楚墓遗址出土的凤鸟青铜壶毫无二致。所不同的是，这里出土的凤鸟青铜壶有子母口承盖，盖顶微微隆起，有4个线纹钮。

从乔家院到北泰山庙直线距离大约90公里。这表明了以凤鸟青铜壶为例证崇拜凤鸟习俗的最小地域范围。郧县地域崇凤习俗略见一斑。

（3）在乔家院墓群遗址出土的崇凤器物中还有一件“摇钱树”，年代在东汉时期。摇钱树高125厘米，由座和树两部分构成，枝与干由扣挂衔接。底座为陶质，树干和树冠均用青铜浇铸。树冠共分7层，顶层饰凤鸟为树尖；每节树干悬挂4片枝叶，枝叶上饰有铜钱、凤鸟和仙人等图案。摇钱树上凤鸟的图案，表明了崇凤习俗的多元化。在郧县南面房县的高碑遗址，也出土了与这棵摇钱树一模一样的摇钱树。这两棵摇钱树的6节树干和28枚枝叶造型惊人的相似，树的树干和枝叶相叠可以重合，初步断定出自当时的同一家作坊，甚至出自同一个模具。在郧县大坪遗址出土的唐代铜镜，背面也有鸟的图案。至于出土器物上的鸟形钮，更是屡见不鲜。

（4）在郧县一带的建筑、雕刻和绘画艺术中，凤和鸟的图案更是多不胜数。在民居建筑上，石雕、砖雕和木雕多有凤凰和鸟的图案，在郧阳府时期城内大多会馆建筑也有凤和鸟的造型和雕刻。庙门、墓碑雕刻也常见凤凰图案。武当山宫殿建筑中更是多有凤凰的造型。在山东地域，特别是在齐国之地的胶东半岛，民居屋脊的两端有对称的造型，形如鸟头，俗名叫雀墩。这种民居屋脊造型在郧县一带也很普遍，其中偶有变异，但依然是鸟的神韵。在郧县婚俗中，出嫁的女子要戴凤头钗，这和山东地域的婚俗是完全一致的。

（5）郧县凤凰灯舞是很独特的民间灯舞艺术。这种艺术产生于清朝光绪年间。1883年，一位进士同老艺人参照古画、戏曲和传说中关于凤凰的描绘和造型，创立的一种踩街与广场表演艺术。凤凰造型高大，由头、身、尾3大部分连接而成，一般由二人举舞。凤凰灯舞有“丹凤朝阳”、“凤凰戏牡丹”、“凤鸾和鸣”等场景，有表现凤凰“搔痒”、“啄翅”、“理羽”、“打盹”等栩栩如生的动作。这种独特的造型艺术和表演艺术在郧县久传不衰，已经申报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四、考古之论：郧县是楚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带

考古成果证明，郧县既是汉江文明滥觞的中心地域，也是楚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带。

1、早期楚文化分布概貌 从目前考古情况看，具有早期楚文化成分遗址的分布大致在郧县辽瓦店子和陕西商州市东龙山、丹凤县巩家湾、商南县过凤楼以及湖北丹江口市朱家台、襄樊市真武山这样一个地域范围。辽瓦店子由于临江，地势平坦，取水取土便利，长期以来一直是陶器的集中生产地，甚至可以说当年窑场的那一把火从新石器时期一直烧到清末民初。在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以扁足陶鬲为特征的遗存。这种遗存既有鲜明区域特点又与西周中期以后的楚文化特点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它的翻口、卷沿、绳纹、尖锥状足等特点，正是早期楚文化典型器物的特征。东龙山遗址位于商州市东南的丹江北岸，文化层有仰韶、龙山、夏、商、周等5个时期，陶鬲为夹砂红褐陶，侈口卷沿，鼓腹瘪裆，柱状高实足，口外和器足抹光，中腹饰竖行细绳纹。巩家湾遗址位于丹凤县城以西约10公里处的丹江南岸，有仰韶、龙山(早期)和西周3个时期的文化层，其中仰韶和龙山时期遗存最为丰富，陶器纹饰多为绳纹，器形有鬲、盆、豆、罐等。陶鬲也是夹砂红褐陶。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以陶器为代表的文化面貌与楚文化基本接近，总体上属于楚文化范畴。过凤楼遗址位于商南县城西南约20公里处的丹江北岸，其文化层主要有仰韶、龙山和春秋3个时期。陶器以泥质和夹砂灰及黑陶为主，夹砂红褐陶次之。器形主要有鬲、盆、豆、罐等。陶系、纹饰和器形等各方面，与真武山等遗址所出土的同期陶器基本一致，属于楚文化的范畴。朱家台遗址和真武山遗址出土的鬲也都在西周中晚期。

如此看来，既然辽瓦店子遗址出土的典型楚文化器物扁足鬲的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那么一般地说也将楚文化产生的年代向上推进了200年。因此，判定以辽瓦店子遗址为中心的地域为楚文化的滥觞之地，就目前考古成果而言，是毋庸置疑的。

2、早期楚文化构成分析 早期楚文化并非一定都是楚人创造的文化，早期楚文化器物出土地也未必就一定都是楚人的活动区域。这一观念的确立，对于分析和认识早期楚文化和早期楚文化的构成，非常重要。

在楚国灭麇之前，辽瓦店子一带一直属麇国地域。那么辽瓦店子遗址出土的西周早期的扁足鬲是何人烧制的呢？是楚人吗？显然不大可能，而最大的可能是麇人。如果这种判断确定，那么以扁足鬲为特征的早期楚文化，实际上应该是麇文化，这种文化既在本地发育演化，也由于文化自身的传播规律而进入楚部落，并在楚部落生根发芽。当楚国强盛，将麇国灭亡后，以扁足鬲为母本的各种鬲，自然也就成了楚式鬲，同时以扁足鬲为特征的文化，自然也就成了早期的楚文化。历史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楚国灭麇、灭庸，灭了许多方国之后，麇国文化、庸国文化和被楚所灭亡的一切国家的文化，都成了楚文化。一种国家文化，往往不能直接反映这个国家早期的文化构成，也不能直接等于这个国家直接创造的文化。所以，早期楚文化地域与早期楚国疆域未必一定是对应的。麇国文化在其国家被楚灭亡之后成为楚文化，这是不难理解的事情。麇国文化成为楚文化的构成成分，正是历史的辩证法。考古学已经充分证明：在郧县一带遗址中发现的西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是鄂西北一带新的区域文化类型。这种新的文化类型在诸多遗址中与东周时期的典型的楚文化遗存层直接叠压，文化面貌一脉相承，由此也完全能够将楚文化发展线索上溯到西周早期。

3、楚文化对辽瓦店子文化的承袭 辽瓦店子遗址出土的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以扁足陶鬲为特征的遗存，既有鲜明区域特点又与西周中期以后的楚文化特点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其中区域特点的成分，属于辽瓦店子文化自身的序列和谱系。楚国灭麇，无论是民众和文化都归入楚，自此以楚说事，这是历史的常理。可是有一种情况显然被忽略了：这些与楚文化特点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文化遗存，本来就是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辽瓦店子文化，只是后人在以楚文化为标尺衡量或者判定辽瓦店子文化特征的时候，发现了与楚文化相同的某些元素或某种特征，就将它们生吞活剥而又合理合法地掠袭到楚文化的范畴。所以，楚文化对辽瓦店子文化的承袭，一是国家政治吞并式的，一是自然沿袭或承接式的，只是后人思想方法有时候不那么辩证，或许还有点粗糙，没有剥离出其中的细节。

4、麇楚比邻，文化相通，容易形成同一文化圈 从部落到方国，麇楚比邻，同处汉丹之地。汉江文化和丹江文化不仅文化形态相同，而且两水交汇，一条船一次航行在这两条河流里是非常普通非常普遍的事情。同属大河文化形态，同处秦岭山系，这在地理环境上很难出现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麇楚同源同为东夷之说，麇人楚人皆崇鸟崇凤的信仰和习俗，也有力地诠释了麇楚文化相通甚至完全一脉相承的客观事实。史实完全能够证明，麇楚是同一文化圈，是同一文化形态。从相关的历史资料看，“麇为百濮长”，在附近的部落和方国中颇有影响力。早期麇大于楚、强于楚。熊绎受封于楚蛮荆山立国时还很弱小，因不想过分受制于周，才在丹江与淅水交汇处的丹淅之汇丹阳建都。到了这个时期，麇楚同处汉丹三角区，文化圈更加完整。楚凭借丹阳优越的地域条件和富庶的自然环境迅速崛起，但直到春秋中期，麇楚两国的实力旗鼓相当。负责辽瓦店子遗址发掘工作的王然教授在成果报告中说：“辽瓦店子遗址地处楚文化起源的核心地带，遗址本身包含了两周时期丰富的内涵，彼此之间演变关系明显，而东周时期的遗存属典型的楚文化。这类遗址在所有楚文化遗址中十分罕见。遗址中清晰的两周时期文化的演变关系，将为探讨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提供重要的线索。”

[作者简介] 傅广典（1947-），男，山东烟台人，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主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湖北武汉，430077

参考文献:

1、湖北省文物局主编，重要考古发现 1 [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2、湖北省文物局编，汉丹集萃 [C]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9.

3、春秋] 左丘明，校注陈戊国 春秋左传校注 [M] 长沙岳麓书社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