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广典

  

    鄂西北因位于湖北省的西北部而得名。这里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两大山系的东段，汉江的中上游，东部以丹江与河南分界，北部和西部与陕西接壤，南部隔长江与重庆市相望，地理区域以十堰市为主体，包括襄阳市西部的保康、谷城和老河口三县市，面积约3万平方公里。地理禀赋使这里成为南北文化的通道，东西文化的走廊，从而形成了鄂西北地域文化的独特品质，多种文化具有国家文化特质和国家战略内涵，呈现出文化价值的国家意义。最具代表性的有史前文化、驿道文化、诗经文化、宫廷文化、沧浪文化、道教文化、抚治文化、车城文化和水利文化等九种文化。

一、具有国家文化特质的文化

    国家文化具有悠久性、宽展性、宏博性和瞰制性。悠久性是国家文化的历史深度，宽展性是国家文化分布的广泛性和区域的广阔性，宏博性是国家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性。也正是国家文化的悠久性、宽展性和宏博性，决定了国家文化的层面高度，对所包容的区域文化和多元文化具有一定高度的瞰制性。

    鄂西北具有国家文化特质的文化主要是史前文化、驿道文化、诗经文化、宫廷文化、沧浪文化和道教文化。

    （一）史前文化 鄂西北史前史的最大深度起码有100万年。距今100万年前的“郧县人”出土，支持了人类起源的多元说，证明鄂西北是现代人类的起源地。自“郧县人”以来，依次还有70万年前的“梅铺人”、30万年前的“白龙洞人”和8万年前的“黄龙洞人”，形成了人类进化链条的4个节点。在这4个节点之间，还有若干不同年代的人类活动遗址，呈现出人类持续繁衍、连续进化的轨迹。辽瓦店子遗址是从距今4500年前石家河文化时期直到当今文化没有断层的通史遗址，这种通史性遗址还有多处，从而证明鄂西北是人类没断代文化没断层的通史地域。西方考古界认同“莫维斯理论”，将远古人类分为西方手斧文化圈和东方砍砸器文化圈。手斧是早期石器工业的代表性器物，是人类心智发育水平的标志。鄂西北至少有“郧县人”、双树和彭家河等3处遗址出土了手斧，颠覆了“莫维斯理论”，打破了东方没有手斧的妄言。鄂西北出土的手斧具有年代早而技术高的特点。这些手斧最早距今有100万年，比欧洲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手斧还要早50万年，而打造技艺两者不相上下。

    （二）驿道文化 历史上鄂西北驿道纵横交错、四通八达。这些驿道或盘旋于悬崖峭壁，或蜿蜒于沟涧平川，东路经均州（今丹江口）通往南阳、西路经湖北口通往陕南和长安、南路经房陵（今房县）通往巫溪和夔州（今奉节）、北路经上津通往商洛。如此一张驿道网络的形成，是因为自西周以来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政治中心一直处在西安和洛阳之间的关中和伊洛地区，南北交流主要依赖汉江及以汉江为集散河流而辐射出各类驿道。汉江等河流在广义上也是驿道。各类驿道促进了物资交流和商贸的发展，在汉江两岸渐次出现了大小河津和商埠，最终使鄂西北出现了上庸、房陵、均州、上津、郧阳、谷城和光化等七座重要古镇。

    在大巴山东端余脉的竹溪、竹山、房县和神农架西北坡，还有以巫溪大宁厂盐场为中心所辐射的盐道；在丹江口境内，还有武当山至淅川的神道；在丹江和金钱河等流域还有贡道。这些类型不同的驿道，在功能上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性的，它们是汉江、丹江、堵河三大河流的陆地交通配置和补充。由于驿道连接着王朝与民间，所以驿道文化体现着王朝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郧西县景阳乡驻地骡马店，是古驿道上的驿站，是汉江经由这道山川通往西安的骡马古道。在这里发现的民间叙事长歌《创世歌》，正是这条骡马古道的产物。《创世歌》是以民间说唱形式唱中国历朝历代的大事变，体现出王朝文化与民间文化的融合特征。

    （三）诗经文化《诗经》源于民歌，最初编成叫《诗》或《诗三百》，形成于西周时期。鄂西北紧傍建都于陕西沣水东岸的西周王朝，处于王畿边缘。由于汉江流域在史前就是人类密集居住区，这里民生繁盛，民间文化积淀相当丰厚，民间歌谣盛行，从而成为西周王朝采诗制度下的重要采风地，是《诗》形成的重要源地。后来这里出现了诗经民歌，这种民歌是对《诗》或《诗经》的再度创作，或将民歌直接嵌上《诗》或《诗经》的完整诗句，或在《诗》或《诗经》诗句之后缀上新的词句。这种诗经民歌在房县、郧西县等地广为流传。在房县门古寺镇的民间丧葬习俗中，还有童男童女唱《诗经》的仪式。人死后，在灵柩前，由长者引领童男童女吟哦《诗经》中的诗句。这显然是一种诗经崇尚。房县在西周时期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太师尹吉甫，《诗经》中《六月》有周宣王称赞他的诗句：“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诗经》中有他的《大雅·烝民》、《大雅·崧高》和《大雅·韩奕》等诗作。西周王朝的采诗制度是否正是出自他的谏策无据可考，但他是这种文化制度下身体力行的采诗人，是中国以《诗》为发端的文字文学的重要奠基者。

    （四）宫廷文化 鄂西北自古未有王朝建都，但由于地缘关系却长时期存有宫廷文化。这其中主要原因是鄂西北是多个朝代的帝王流放地。自秦朝到宋朝就有14位帝王被流放到这里。尧的儿子丹朱被流放到房陵并封予房子国，可以视为中国史上的第一流放人、第一封国王。自丹朱之后，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帝王、侯王或他们的党羽被流放到鄂西北地域。如吕不韦的党羽和门客四千户、嫪毐的党羽和门客一万户、唐中宗李显和唐濮王李泰及其眷属等被流放到房陵和郧乡（今郧县）。李显曾在房陵建城，李泰曾在郧乡开府置僚属。十多位帝王及其大量的党羽是宫廷文化的承载个体和群体，使鄂西北成为宫廷文化与民间文化长久融合的地域。在房县、宝康和神农架北坡一带发现的《黑暗传》，其中包含着大量的宫廷文化信息。在房县，李显的传说是民间传说中的颇具地域特色的部分，甚至民间风俗也染有宫廷色彩。酒席上，敬酒者要首先喝下一盅酒，之后再用这个酒盅盛上刚刚喝过的这种酒敬酒，以此表明酒和酒器都没有毒。房县人带着几分自豪地说“这是房县的酒文化”。下毒、暗杀，正是宫廷斗争的恶习，于是宫廷就有了这种敬酒的酒规，而正是被流放到这里的帝王，把这种宫廷酒规带到了房县，并演变成一种酒席间的表白和敬重。房县有一种本地黄酒，据考正是宫廷配方。

    （五）沧浪文化 沧浪文化是汉江俗称沧浪这一河段的一种特定的区域性文化，其内涵表述体主要是春秋初期产生于汉江北岸一带的民间歌谣《孺子歌》，其地理承载体主要是古均州的沧浪亭和沧浪洲。《均州志》有“沧浪乃《孺子歌》处、屈原《渔父歌》之地”的记载，《天顺襄阳郡志》有沧浪洲是屈原遇渔父之地的记载。《孺子歌》作为民间歌谣，描写的是一种自然生态现象，表述的是庶民的见识与心态，对待沧浪河水，清时洗头，浊时洗脚，顺其自然。春秋时期，孔子和孟子从哲学意义上给予评价，孔子说，“清斯濯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而由于屈原被流放的背景和与之相关的《渔父》，至汉代《孺子歌》便演变成一种“遇治则仕，遇乱则隐”的处世文化，归隐文化也曾以此为思想基础，对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精神产生过消极的影响。道家的无为而治，也因此而被误读为消极的哲学观点。宋代以后，沧浪文化被视为高雅的修身文化而被推崇，代表人物是自号沧浪翁的诗人苏舜钦。他做官被贬流浪苏州，买下最初是吴越广陵王钱元璙的花园后为吴军节度使孙承佑的池馆，怀着沧浪文化情结，取名沧浪亭，以此修身养性，故而被后人推崇，影响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精神。

    （六）道教文化 武当山是道教圣地，是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发生地和传播地。鄂西北史前原始宗教文化繁盛，有猎头、拔牙、崇拜凤鸟的宗教习俗和宗教活动，这或许是武当道教产生的重要文化基础。武当地名始于先秦，武当山之名与汉代武当县有直接联系。从汉代开始，直到隋唐，武当山一直是求仙学道之地，多有隐者栖住。宋代将传说的真武神与武当山联系在一起，武当山便成了真武神的出生地和飞升地。明代武当山被封为太岳、玄岳，永乐皇帝朱棣调集全国工匠30多万，耗时13年大修武当宫观，除了大部分石料是在本山开采外，其余用料均是从全国各地调运。明朝嘉靖三十一年又拨帑银11万两，重修武当宫观，建造“治世玄岳”石坊，范造金像5尊，修葺各种庙房955座，大小为楹2441间。由于明清两代扩建武当属于皇家工程，道教也被提升为国家宗教，武当从而成为天下第一名山，武当教派也成为著名教派，武当山成为全国重要的道教朝圣地。

二、具有国家战略内涵的文化

    鄂西北自古多国家工程。这些工程具有国家战略内涵，表现出国家和民族的层面高度，在文化学上构成了特定的文化形态，这其中主要是抚治文化、车城文化和水利文化。

    （一）抚治文化  明朝中期，社会腐败，官吏弄权。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土木之变”使大量农民失去了土地，有200多万户农民举家逃亡，其中数十万难民流入已被朝廷封禁的鄂西北荆襄山区；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因王室、宗藩和门阀强占土地，失去土地的流民百万之众又涌向荆襄山区；成化年间，因土地兼并、赋税徭役，中原和华东等地150多万流民再次进入荆襄山区。荆襄山区长期被封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防止民众依仗山大林密聚众造反，因而朝廷对荆襄山区流民进行大规模的驱赶和杀戮，最终导致流民起义。面对不断扩大的事态，朝廷惶惶不可终日。南京祭酒周洪谟建议仿照东晋时期处置庐松和雍州流民侨置郡县的办法，将流民侨置附籍。朝廷采纳了这个建议，任命山东巡抚原杰为右副都御史前往荆襄，处置流民。原杰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将大巴山东部、秦岭南部、汉江上游汉中至下游竟陵段和南阳平原统一管辖，建立一个新的特别行政区。于是，他向朝廷写出《处置流民疏》，主张轻赋安民，侨置卫县，添设司府，实行抚治。朝廷采纳了原杰的奏疏，以特事特办的方式，于明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在郧县设立郧阳巡抚作为特事特办的特别行政区，辖郧阳府、汉中府、西安府、南阳府、襄阳府、安陆府、荆州府、夔州府等八府九州六十五县。郧阳抚治历经204年，先后有120位巡抚在这里供职，创下了安民兴邦的成功范例，在国家管理上具有范本意义。

    （二）车城文化 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2年，国家提出以建设第二汽车厂为主导的汽车工业发展战略，几经周折，于1969年选址十堰，并隶属国务院单列管理。起初生产“东风”牌卡车，逐渐发展成为生产重型、轻型和轿车等多系列多品种汽车的格局，年生产能力达50万辆。国家汽车工业发展战略基地在鄂西北的建立，改变了鄂西北单一的农业格局，形成了农工并存、农工互补的农工二元格局。由于十堰市因国家发展汽车工业而建，因而动用了全国的力量，初建时来之全国建设工人十几万之众，来自全国各类技术人员也数以万计。后来随着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又陆续有新增加的外来人口。这些陡然增加和持续增添的大量外来人口，改变了本域原来的人口结构，也改变了本域原来的文化结构，形成了崭新的车城文化。这种车城文化是以汽车制造业为主导的工业文化、以汽车营销业为主导的商贸文化、以车城建设大军和第二汽车厂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移民文化三大文化体系为基本构成的城市文化。

    （三）水利文化 鄂西北山系复杂，水系丰富，十堰之名源于因溪筑堰。早在夏朝，大禹治水涉足这里。郧县城东和城西各有一条久负盛名的水堰，城东为盛水堰，城西为武阳堰，民间相传是春秋时期伍子胥主修，故而将此二堰分别叫做东伍子胥堰和西伍子胥堰。据地方志记载，盛水堰是在明天顺年间由郧县知县戴琰主修，后郧阳抚治都御史王鉴之主持重建并凿武阳堰。这两条水堰各长十余华里，是当时国家少有的水利工程。此后历代多次重修，至今二堰尚存。汉江早在夏代之前就有水上捕捞的生产活动，春秋时期水上运输已成规模。南北朝时期商业空前发达，汉江的水上运输进入空前繁荣时期，直到当代高速公路出现之前，汉江的水上运输一直十分繁忙。1953年国家提出南水北调战略，在丹江口修筑拦水大坝，将汉江水北调，同时用于发电、防洪、灌溉、养殖和航运。1958年丹江水库开始动工修建，2005年开始对大坝再次加高，库容最终将达到290.5亿立方米，水域面积将达到1000平方公里，直接向北方的豫、冀、京、津四省市输水，丹江口市也因此而成为水电之都。

三、对具有国家意义文化的弘扬与传承同样具有国家意义

    鄂西北具有国家意义的地域文化，不仅是湖北也是国家的重要文化财富。因此，弘扬和传承这些文化财富，同样具有国家意义。现以沧浪文化、抚治文化和水利文化做国家意义诠释的尝试。

    （一）修身修性，是沧浪文化所承载的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沧浪文化是由《孺子歌》引发，就其底蕴而言，有本原义和流变义两大文化层面。作为民间歌谣，《孺子歌》本原义非常直白，就是要顺其自然，体现着适者生存的朴素的哲学思想。而在流变过程中，既有本原义的延伸，也有本原义的引申。后来沧浪文化的内涵基本是由引申义所达成。可以孔子、孟子、屈原和渔夫四个人物分别代表四种引申义。孔子的“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之说有二义：一是自然原本就是如此，怎样利用自然在于人；二是以水喻人，荣辱取决于人自身的品质。孟子在孔子的第二义上揭示事物演变的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强调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并提出了自我修炼的思想。屈原的沧浪观以“愤世抗争”为价值理念，借用渔夫的规劝，展现自己“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秉性，表达人不能被动地消极地顺从自然的哲学思想。渔夫或是一个艺术形象，他的沧浪观是“与世推移”，是一种普世的处世观。后人特别是谪宦逸士，从中渔夫的话语中引出归隐的人生观，汉代形成了“遇治则仕，遇乱则隐”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致使沧浪文化一度为社会所漠视。由于沧浪一词的本义是一个“清”字，被历代儒人雅士所推崇，故而时至宋代沧浪文化才再度兴盛，但其最高的境界也未突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洁身自好的处世观。沧浪翁苏舜钦自修沧浪亭，依旧是以归隐为基调，可以将他看作沧浪文化沉寂数代之后再度皈依归隐文化的始作俑者。但同时他又是以沧浪文化为范式而修身养性重塑自我的倡导者，自此以引申义为内涵的沧浪文化其形的价值高于其神，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和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涵。它的国家意义在于倡导国民的自我修养。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高下，与其国民自身修养的程度有直接关系。人际关系的和洽，是由个体人的良好修养所决定的，社会的和谐，从根本上说也是直接取决于社会中的个体人的良好修养的，而不是制度规范的结果。

    （二）治国重在治吏，是抚治文化所折射出的历史警示 抚治文化在本质上是特区文化。这个特区给予人们的启示主要有三点：1、特例特治、特事特办，依情而法、依法而治，是治国安邦应有的制度机理。郧阳抚治在社会发展和国家管理中是一个特例。明朝在通常场合也强调“事秉于权，道因于法”的法制主张，但是在荆襄流民的问题上，只习惯于用新的事实套用已有的法规和制度，而不习惯于用新的事实检验已有的法规和制度的完备性。郧阳抚治的设立不但解决了流民问题，还在于探索出特例特治、特事特办，依情而法、依法而治的治国安邦的新途径，创造出国家制度的新机理，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突破。2、以民为本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在氏族社会，社会组织只有氏族首领和氏族族员两个层面。部落的后期和方国时期逐渐出现了中间的管理阶层，并呈迅速膨胀之势。封国或诸侯国时期国家管理阶层基本完备，生成完整的中间权力阶层的雏形。同时由于中间权力阶层的层位因素，“上谋官下敛财”逐渐成为中间权力阶层的陋习。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建国使天子和诸侯开始以社会视觉和国家视觉来审视他们的庶民，“民为邦本”的思想开始出现。到了明朝，民为邦本的思想几乎是深入到国家的各种制度和文献中了。成化帝有“众以为是，虽已废之法，在所当行；众以为非，虽已行之事，在所当革”的敕谕，弘治帝有“为治之道，莫切于养军恤民，民惟邦本，而军所以卫民也。军民安，则天下安”的敕谕。因此，安邦之理，莫过于“民为邦本”。3、治国重在治吏。国家管理出现中间权力阶层，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必然。由于中间权力阶层承上启下，连结着君与民两端，所以它是连环、是枢纽、是整体的连结点。但是中间权力阶层由于层位因素所形成的“上谋官下敛财”的陋习，并且依仗自身的权力自我培育着这种陋习的温床，使这种陋习愈加成为痼疾，腐蚀了国家制度、败坏了社会公德，甚至危及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正是在这种特定的意义上，治国重在治吏。

    （三）家国相依，舍家为国，是鄂西北水利文化所特别蕴含的家国精神。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有两次大的移民。第一次始于1958年，鄂西北主要是丹江口市和郧县两地，移民28.7万人。第二次始于2009年，涉及到丹江口市、郧县、郧西县、张湾区和武当山旅游经济开发区共29个乡镇、257个村，移民18.2万人。两次移民约47万人。这47万人别家离土到新的环境生存，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没有迁出的人，由于水库淹没面积达330多平方公里，农田被淹55万亩之多，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农业和工业发展模式及基础建设，受到颠覆性的影响和破坏。为应对这种状况，当地政府和人民转变传统的建设与发展观念，以新的理念创建新的建设与发展模式。为确保源头的江水常清，丹江口市关闭两个铝业电解厂，关闭冶金、造纸、制革、化工大小工厂100多家，对40多家实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对相关的10个乡镇16条河流及其流域实行整治。郧县先后否决了60多个有污染的投资开发项目，整治排污单位20多家，关闭环保未达标企业39家，取缔各类非法矿山开采点200多处，新增森林面积65万亩。其余各区县也都有相应的措施。这些数字和措施说明了鄂西北人舍家为国的奉献精神。特别是在市场机制之下，牺牲本地利益，牺牲自家利益，服从大局，奉献国家，这是当代最崇高的家国精神。

    弘扬和传承修身养性的民族习尚、治国重在治吏的治国理念、顾全大局舍家为国的家国精神，无疑有着现实的和深远的国家意义。

 

    （作者系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会主任、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文化湖北》执行主编）